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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胡宗宪在飞龙府接受李彦直训斥的时候，商行建已经匆匆赶往东海。
其时季风向南吹，船只北行得依赖八面风行船技术，速度极慢，商行建先抵达南澳，转chao州府，然后走官道飞马前往上海，还在半路上，就接到李彦直传来的六百里加急，授予他代自己处理东海之事的方便之权。
商行建抵达上海之时，这里已经聚集了大批从日本撤回来的华人，连年来通倭贸易的洪迪珍、林碧川，以及去年调往琉球一带巡防的徐元亮也都赶了回来。王牧民在釜山主持大局，未回上海。
原来自大员之战以后，李彦直布置了朝鲜半岛的釜山、山东半岛的登州、琉球群岛的琉球、大员的鸡笼加上上海，对日本形成了一个半环形的包围圈，中国商人在这个圈内进退自如，日本方面的船只却难以出海远行。
不过日本虽是岛国，大部分传统大名势力多是以农立国，李彦直只是布点包围，并没有直接进攻，所以他们受到的影响其实不大，反而是对海外贸易依赖甚重的细川家、大内家——尤其是破山，受到的冲击极大！
这时日本西部，华人数量已经极多,加之破山在其治区又极力推行华化，因此自己承认为华人的人口也年以倍增——要知道，自三国时期以来，中国人漂流前往日本的情况就一直没有停止过，唐朝以后就更为频密。日本人不但欢迎来自中国的移民，见有中国男子至，就是豪富之家也纷纷嫁与女儿，视为上邦佳士，女子为华人生下的儿子，自有贵族争抢着收养并将之作为继承人。在这种风气之下，甚至还有妇女主动到中国找中国男子请求合欢，以求改造其人种。
宋朝士大夫记载过这样一种情况：东南沿海间或会有日本海船出现，停泊在沿海，船上有二十三个日本女子，遇到中国人便从日本女子中选出其中相貌端正秀丽者，向中国男子荐寝求孕，名曰“度种”。其对华夏文明的崇拜可见一斑。
像这样的情况并非偶然，华夏周边民族无论东边的日本、朝鲜，西边的回鹘还是南边的南洋诸国，其女子均以与中国男子交配为荣。
这种情况，自秦汉以下持续了千年之久，日本沿海一带，尤其是本州岛西部与九州岛的人口，有中国血统的甚多，就是没有中国血统，内心深处也都渴望自己其实是中国人，所以破山在取得统治权后推行华化，实为顺天应人之举。
然而迷恋华夏固然是日本民间的一种内在冲动，自尊自强在日本士族之中——尤其是京畿士族当中也有相当的市场。有这一种思想的人是或认为中国自遭蒙元之难，文化已经不纯，日本才是正宗，或认为日本与中国可以并立为天下双雄，即“日出之国”与“日落之国”，因此破山在九州推行华化，自然大大地触动了他们的神经，最后竟驱使这些原本斗得你死我活的大名联合起来，携手西进，要消灭破山，驱逐华人！
破山当初能逆势发展其势力，一是伪托了岛津家的大旗，二是背靠海外贸易线，三是日本大名有如一盘散沙，因而竟让他不断进取，不但一统九州岛，还把势力扩展到本州岛西部和四国岛。
但如今这三个条件却都已不复存在：岛津家这面旗帜如今已连遮羞布都不如了，海外贸易又遭到李彦直多方限制，日本大名又团结了起来，因此在西遇李彦直围困、东逢日本大名进攻的情况下终于抵挡不住，节节败退，不但本州岛、四国岛的领地全数丢失，就是九州岛的西北部和东部也都重新落入日本大名之手。
商行建毕竟是跟过破山的，当初虽是做卧底，但两人既同学又同事了这么多年，相互间并非没有感情，尤其九州的华化基业他也是流过汗出过力的，所以听说破山连败，不免有狐兔之伤。
他对洪迪珍徐元亮林碧川等说道：“我往南洋已久，日本这边的情况多有不明，想先听听诸位的见解，看看如何援救在日华人。”
这两句话他说出来自以为理所当然，谁料洪迪珍等却异口同声道：“援救？干嘛要援救他们？”
商行建一愕：“那是我们的同胞啊。”
洪迪珍一听，呸了一声，说：“什么同胞！一群反骨的贼子罢了！商大人你不知道！这群家伙可恶得很！我们当他们是同胞，他们什么时候当我们是同胞了？他们当我们是仇人！我们的商船东渡，他们望见就来袭击，若是让他们得手，不但钱财要劫走，连人都杀——想我们当初做海贼时，还讲究‘盗亦有道’，钱财得手还放他们走，但这批贼子却极为可恶！如今我往日本做生意都不走九州了，直接往界镇去——但那也得设法绕过九州海盗的袭击，防着他们，比当初防蒙古人还难。同胞，同胞——有这么对付自己人的同胞吗？”
原来九州的华人当中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两次密集型东渡聚集起来的：一次是当年天灾中流入九州的饥民，一次是大员之战后破山携往日本的海盗。这两批人素质都很成问题，前者还好，至少还能安置去做农民，后者就麻烦了，这些人破坏力有余，建设力不足，当